东莞妄想症的解决方法,东莞妄想症的解决方法有哪些?

年迈父母的反常行为该如何对待?日本早稻田心理病医院院长益田裕介说:“老年时可能会出现‘延迟性精神偏执症(Paraphrenia)等精神性障碍或痴呆症早期征兆”。本文选自益田裕介院长的新书《精神科医生教你制止父母的恨意》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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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年迈父母会相信阴谋论

当父母接近老年时,他们中的部分人会感到困惑和迷茫。有的过去明显有反常行为会突然变得圆滑起来,也有过去做事十分讲究章法的突然表现出奇怪的行为。这些古怪的变化通常源于网络的互动方式。最近常常耳闻这些父母们听信网络上的虚假传闻和奇怪的阴谋论,他们为何会被这些不可靠的信息所忽悠呢? 原因多种多样。

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

可能是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了解不足,也可能是与社会他人的互动较少有关。这些一直在家带孩子的父母们每天在狭窄的行业里默默地干着一成不变的工作。而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即使父母这一代没有完全适应互联网也不足为奇。网上信息鱼龙混杂,需要有从中识别有用信息的能力;否则不擅长的话也没有办法。

昭和时代的倔强老人”在网上最容易骤变

父母们在网络上不断诽谤中伤,让子女很是头疼。他们无法接受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于是只好通过网络泄愤,在过去年轻时曾经取得过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更容易采取这样的行动。越是平常沉默寡言、无法很好地表达个人想法的“昭和时代固执父亲”类型,越容易在网上性格骤变。如今网络诽谤中伤已成为社会问题而开始采取对策;严重情况下可能会被指控诽谤,因此父母需要了解相关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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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突然出现的妄想“延迟性精神偏执”

有一种疾病叫做“精神偏执症(Paraphrenia)”,即中老年突然出现妄想。由于综合官能失调所引发的妄想往往是荒谬的,而在“精神偏执症(Paraphrenia)”情况下,妄想内容更常规化,乍看似乎更像真实。如:

“邻居在说我的坏话”
“街上的某店是个骗子”
“手机被黑客盗取了”。

除了妄想之外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亲人常不予理会而直到问题的出现,因此常延误了治疗时机。治疗方法上等同于综合官能失调症,给予一些抗精神病药物;但我的印象是通常没有多大改善。

同时还可能是痴呆症前期征兆

在这种情况下,诊断方法上会根据“额颞叶痴呆症”或“路易体痴呆症(DLB)”的不同而不同。“额颞叶痴呆”是一种额叶和颞叶的萎缩性痴呆,其特征是易怒和超市百货店里顺手牵羊等反常行为。日本将其列入疑难杂症,可以使用医疗费用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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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路易体痴呆(DLB)”的特征“是幻觉”。除了说“孩子们在花园里玩耍”之类的话外,还会出现如手脚颤抖和面部表情僵硬等轻度帕金森病症状。它是一种痴呆症,具有药物敏感性的特点。

当年迈的父母反复出现问题行为或奇怪言行时,有必要怀疑患上“延迟性精神偏执”或“痴呆症”。痴呆症还会并发抑郁症、综合官能失调症和焦虑症等精神疾病,此外所谓发育障碍(DD:Developmental Disability)的特征也可能在老年时会明显出现。而原本就有这种发育障碍倾向的人,额叶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其特征会变得更强。他们可能会突然表现出强烈的痴迷或ADHD等冲动行为。这都需要加以仔细护理。

“不适当行为”在过去曾被熟视无睹

社会的价值观因时代发展而变化。比如体罚曾经“司空见惯”,如今已不再被接受;“虐待是不可饶恕的犯罪”的价值观在社会中根深蒂固。过去在强大的父权家长制度下,长子受到尊重是很自然的事;“只有大儿子会多一道配菜”这样的歧视并不少见,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这样了。

过去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很低,女性应该待在家里的观念是常态,甚至女性受到性虐待也被告知要“闭嘴忍耐”。这也是父母为了保护女儿不受公众非议的主观愿望,但从今天的价值观看来,简直是岂有此理。此外过去家庭之外有着严格的上下级等级制度,“应该服从上级指令”的想法是常态,现在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化反映到亲子问题,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代沟。

了解父母一代的价值观很重要

孩子会倾向于用现代标准去判断过去的事件。即使与患者交谈时,子女也可能不会考虑代际差异下结论,最终导致他们对父母更加怀恨在心,患者的治疗也因此会停滞不前。为了原谅父母,重要的是要有“现在不允许,但那时是这个样子”的观点。为此建议多阅读有关父母和祖父母童年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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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和战后的生活,1968-69年全公斗时代,经济高速增长期,平成泡沫时期等。每个时代都有大量非小说和小说。此外日本老电影也会有助于了解那些日子。承认“当时就是那个样子”不仅是问题的“切入点”,也是一种救赎。不是父母不爱我们、鄙视我们,只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认识到这一点,沟通才开始。(完)

延伸阅读:中老年人“受害者心态”的心理结构

网上诸多政治家或艺人舆论事件相继发酵。日本精神病医生片田珠美认为:“当今日本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吃亏受损的被害意识,因而感到沮丧和愤怒;那些网络喷子或Customer Harassment(顾客骚扰)也是出于这种心理。”本文选自片田珠美的《自我辩护疾病》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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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自己有错是成年人行为

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有错。只要每个人都有自爱就都会如此,这种倾向与自爱强度成正比。因此当问题出现时,大多数人都会首先从外部寻找原因。但为了解决问题并改善状况首先需要面对眼前的现实,最关键是只有意识到自己也有部分责任、自己也有错,这才是成年人的行为。

可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在抱怨责怪他人和社会。如此这般凡事都转嫁责任于他人的倾向如今越发明显,自我辩护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为什么会这样?本文将分析这背后的社会因素。

“自己是受害者”,彼此倾诉发泄沮丧和愤怒

当今日本社会有很多人都有受害者心态,认为自己在吃亏受损。他们彼此互相倾诉发泄沮丧和愤怒。例如非正式员工和正式员工之间的摩擦,非正式员工抱怨,“那些正式员工工资那么高却不努力工作,把所有麻烦事都推给自己;即便如此当公司裁员时,却首先裁员自己。”相反,正式员工抱怨,“大多数非正式员工没有责任感,稍微提个醒第二天他们就不会来了。且从来不加班,害得我不得不给他们擦屁股”。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休产假后出勤时间较短的女员工和单身女员工之间。工作时间较短的女员工抱怨:“尽管工作时间很短却要求全勤的业绩;薪水又按照短时出勤给得很少。育儿、家务和工作事事要操心,但提前离开时经常还被人翻白眼真气愤!”单身女性员工抱怨说,”工作时间较短的员工提前离开,我的工作量陡然增加,还得给她们擦屁股,薪水却不见涨”。

日本各地爆发“夫妻冲突”和“老少冲突”

这些关系在家庭和社会中也被认可。如双职工家庭中的许多妻子抱怨:“我也要工作,但大部分家务活和育儿都是我做,丈夫即使有时会帮我,可盘子洗不干净、洗完的衣服皱皱巴巴还得我重新做一遍”。相反丈夫也说:“工作到深夜回到家已经很累,可妻子还埋怨我说不帮忙。周末放假好容易休息一下,妻子又心理不平衡说自己也在工作,周末应该一起做家务。可即使我帮忙,她又嫌我做得不好,真令人生气!”。

再放眼社会,给我的印象是,年轻人觉得自己所缴纳的保险金都被老年人拿走而感到愤怒;老年人却抱怨勤奋工作了多年并缴纳了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养老金却如此之少。这些老年人对领取养老金数额的太少感到不满,也影响了在养老金机构工作员人员的心理健康。一位40多岁的男性养老金机构职员每年1-3月都会到我这里就诊。

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有受害者意识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日本定年退休通常在3月底,从4月开始领取养老金,所以在此之前他们会去养老金机构进行咨询。大多数人都对自己能领取的养老金金额低于预期,而感到十分震惊并咆哮“为什么这么少”或“这是个骗局吗?” 与他们沟通令人筋疲力尽、深感不适。

养老金机构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反映了退休人员对养老金的不满程度。相反支付保险费的在职一代,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曾经问我:“如果日本持续少子高龄化,我们这一代人是否会无养老金可领?” 他们也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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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受害者,这就是日本的现状。当受害者心态变得更强时,人会变得愤怒并想惩罚那些他们所认为是肇事者的人;因此无论如何都会变得咄咄逼人。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因为他们自我辩护说:“我是吃亏受损的受害者,所以理应被允许这么多”。

矛头指向可泄愤的“适合的对象”

可麻烦的是,即使对肇事者制气,通常也很难直接打击他们。比如真正生气的是被上司无厘头的指令使唤后,却把所有责任都推卸给下属;或者妻子不做家务只会唠叨抱怨,自己还不敢说什么。对象往往都是令人心生恐惧、什么也不敢讲的人。亦或者,即使对目前养老金制度感到愤怒,可制定政策的政客离自己太远,而作为监管机构的厚生劳动省又是一个庞大组织而无法直接表达愤怒。

尽管无处发泄,但积怨并没有消失;愤怒可能像泥沙一样累积最终忍不住会以某种方式爆发,于是将矛头指向其他对象,一种称为“替换”机制起了作用。前面提到的养老机构工作人员之所以受到退休人员的辱骂,就是因为这个“替代”机制。

无法意识到自己有错的“怒上加怒”

类似的机制还被用于政治家和艺人舆论事件。抨击的内容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免有些言过其词;许多情况看起来断章取义、巧用一些辞藻以挫伤抨击对象的士气。其中有些人只是看了别人留下的愤怒评论,画上圈圈后再追加的愤怒评论;有些人甚至忽略了发文或文章的原始意思,令人怀疑他们有没有真正阅读过原文。

这些人只是因别人的愤怒而生气,可以说是“怒上加怒”。这种很容易因为“别人生气,所以我生气也无妨”的逻辑为自己找托词。自然,生气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有错。

火越大阻力越小

特别是那些从小就受教育说“受到处分和教育不可动气”并对生气感到羞愧和内疚的人,可能更会因为自我找借口而理所当然地怒上加怒。“其他人也很生气”便消除了心理障碍,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在闯红灯就不用怕了”的心理起作用。用别人的愤怒作为借口自然留下愤怒评论的人就越多,言辞也就越发犀利,内心的抗拒就越小。

一旦心理抗拒力減弱時,有关憤怒對象的評論文章,其最初的内容是關於什麼或者在什麼背景下予以傳播,就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受“不分对象打击”的愿望所驱使,不管怎样只有把怒火发泄到他人身上,才能将心中积怨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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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羡慕嫉妒恨并沉迷于优越感的人

最关键是愤怒给人一种优越感。大多数愤怒的评论都是在丑闻或失态时发表的,所以对其“失策”加以严厉斥责,以强调自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心理上让自己占上风。

这种优越感当对象越是大牌,越令人感到爽,于是政治家和艺人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了理想标靶。这些名人,群众素来羡慕嫉妒恨,既然嫉妒不过是看不惯别人幸福而导致的愤怒,那么痛击嫉妒对象所获得的优越感就格外爽了。

可糟糕的是,嫉妒是最阴险和可耻的情绪。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在心里承认那些感觉的原因。且越是不知道自己羡慕嫉妒恨,就越会披着正义感滔滔不绝地提出“正确的论点”。如“有外遇是不道德的”或“吐出这种辱骂性的话没有资格当政治家”等等。这样的人不断增加,抨击的加剧,作为标靶的名人可能就会被逼自杀;事实上已经有过因事情发酵而自杀的人。只是抨击的人并不一定会认为这是他们的错,原因是“每个人都在抨击,所以我也可以这么做”的“合理”逻辑。加之是集体性抨击,个人责任就变得模棱两可,所以内疚感也就消除了。

同样的欲望也潜伏于“顾客骚扰”中

之所以有“骂人”的欲望,大概是因为素日里累积了过多的抑郁,忍不住要寻找出口。换句话说即使想发脾气也不能,人会感到很沮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向任何人发泄愤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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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欲望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网络喷子和“怒上加怒”,但似乎同样的欲望也潜伏在最近成为问题的“客户骚扰”里。Customer Harassment(顾客骚扰)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行为,顾客无理要求和恶意投诉最近变得更加严重。如对店员咆哮:“你脑子蠢,所以只能做这种工作!” ;因为对服务态度不满而要求店员当场给自己下跪;或者要求退款或赔偿,不被接受就威胁要“用真名在网上实名举报或封杀等。

“客户骚扰”事件增加的背后似乎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持续了30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了获得客户,“过度”服务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此外社交媒体的传播使任何人都很容易发出负面的不良宣传并且会迅速扩散。

这些人其实感到内心很无助

但是,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许多顾客试图通过大喊大叫和威胁店员来缓解日常的积怨。听说有的顾客专门对产品或服务,甚至店员的态度找茬挑刺而发威。这类顾客平日即使想发脾气也不敢生气,所以通过“替代”机制泄愤;首当其冲地将矛头指向立场脆弱的服务员。

如果服务员接受顾客的要求并道歉,顾客就能感受到优越感。尤其那些每天都在不断累积抑郁和无助的人,一旦通过“客户骚扰”获得了甜头便难以忘怀,之后会反复发作或变本加厉,最终甚至闹到了警察署。事情闹得如此之大,肇事者是否会真诚地后悔“自己做错了”还真值得怀疑。但给我的感觉是,只要商家告饶,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整治有功而将行为正当化地替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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